1955年3月30日，国务院二办收到高教部上报中央《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》，提出加强内地高校的任务，其中就有交大由上海迁往西安，交大的电讯工程系迁往成都。陈毅、陈云、刘少奇、朱德、彭真、邓小平、周恩来7位中央领导人审阅了这个报告。4月7日晚，高教部将这一精神电话通知时任交通大学校长彭康。后来国务院又召开全国文教会议，正式提出了交大西迁任务。文教会议文件经毛泽东批示下发全党。

决定交大迁校有两大因素：第一，国家要加快工业化，但上海形势紧张，高校的作用难以发挥，而上海又是全国高校最集中的一个城市；第二，“一五”建设已经启动，西安成为机械电力工业基地，进入有史以来空前绝后的大建设时期，但是西安高教力量薄弱，工科尤甚，整个西北也只有一所设在咸阳的西北工学院。

周恩来总理给高教部杨秀峰部长的覆信。

周恩来总理给高教部杨秀峰部长的覆信。

交大的情况是这样：新中国高教重点发展工业和师范教育，1952年起，一批综合大学如清华、浙大等改办工科，老牌工科大学只有交大、天大和哈工大。院系调整后工科大学实力最强的3所：交大、清华和哈工大，教授交大最多。迁校当然首选交大，要在西安第一个建万人大学，要发展原子能等尖端专业。因此，迁校在当时的交大师生看来是受重视的体现，是很光荣的。

交大由整体搬迁西安到一校分设西安、上海两地，同样是出于中央后来的精神，这也是由国家建设大局决定的。1956年毛泽东发表《论十大关系》，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正确处理沿海与内地的关系，因为形势缓和，国家急于建设，内地管长远，沿海有效率，既然打不起来就先建起来。重新启动沿海建设给上海的任务很重，上海希望交大迁校后帮他们再建一所机电大学，高教部在1956年下半年后开展这项工作，这就给迁校带来影响。在1957年发生迁校争论后，周总理提出了一校分设两地的意见，后来经过讨论，决定大部分迁西安，新兴专业设在西安，交大的西安部分朝理工大学的方向发展，小部分设在上海，其中有老的机电底子，也有内地无法发展的造船、运输起重等专业学科。

1959年10月1日，在国庆节大游行中首次亮出西安交大校牌。

1959年10月1日，在国庆节大游行中首次亮出西安交大校牌。

正是由于交大的重要性，总理在1957年5、6月间拿出很多时间来处理交大迁校问题，并召开国务院专题会议，就交大迁校及未来发展发表长篇讲话。这在周恩来年谱中有记载，也是任何一所大学所没有的经历。

1957年8月到1959年8月，整整两年间，交大是分为西安、上海两个部分的，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，并不符合当时的国情。7月30日高教部向国务院提交两校分设报告得到批准。9月彭康任命为西安交大校长兼党委书记，司法部副部长谢邦治任命为上海交大同一职务。10月1日在西安国庆节大游行中第一次打出了西安交大校牌。 [2]